如果这些从事管理的公职人员不是党员，那么也不适用党纪处分。

此处的人身权利包括人的身体以及身体之自由不受侵犯之生命权，其立法之含意在于，凡侵犯人身致使受害人死亡或者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家必须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达到保护公民生命权的目标。虽然我国学者对刑法第3条是否属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准确表达产生不同的理解，但是有学者认为，其积极面向表现既成为刑法原则，也成为宪法原则[5](P.51)。

但是，刑事法确认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则具有司法直接适用性，法院对刑事法上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实际上就是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显然与基本权利之原意存在含义上的较大差别。法国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第8条规定罪刑法定，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科处，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因此，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使之作为基本权利立法和司法保护的依据。

而宪法第130条之规定的辩护权，该条款并没有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而是将其作为法院审判程序的一部分来对待，因此，并没有将辩护权作为刑事诉讼全过程都享有的权利。可以增设公设辩护人制度，公设辩护人较私人律师模式更具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工作热情高等优势，使其更能实现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成本控制的功能[20]。五、有偿补课禁令符合明确性要求 所谓明确性或法律规范的明确性，是指法律规范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公民可以明确无误地理解，国家活动因此具有可预测性{10}106。

也许有人会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项的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因此，在上位法的意图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得出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有偿补课禁令的结论。七、结语 综合前论，基于有偿补课禁令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损害了在职教师的财产权、劳动权和平等权，故此，该禁令欲通过合宪性审查，就必须具备形式合宪性和实质合宪性两类正当化事由。教育市场中买方需求的强烈度决定了有偿补课禁令的有效性及其程度。

但须注意的是，《教师法》与《办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相同的，规范性文件在确定其适用范围时，应结合其规范目的，作出合理的归类。在药店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先将《德国基本法》第12条规定的职业自由分为职业选择自由和职业执行自由，并且认为立法者在每一阶段职业行为的权限范围是不同的，即职业选择是自由的，而职业的执行是可以加以规范的。

但是，上述《宪法》条款亦非常明确地指出，教育部除了必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而且还必须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作出行政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17] 理解可能性是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必须能够为受众所能了解。[10]这从《教师法》第25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和《义务教育法》第31条第2款(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的规定就可看出：如果教师是公务员，那么，《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的上述规定纯属画蛇添足。

如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于2015年5月4日向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及省属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下发了关于征求《教育部关于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意见的通知(便函[2015]154号)。而劳动权的自由权面向就暗含了与《德国基本法》第12条相类似的职业自由的意义。情节严重或者逾期未改正的，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解聘。其中，就职业执行自由的限制而言，其适用明显性审查密度，即职业自由限制的合宪性控制只限制在防御规范措施明显违宪，即对职业执行过度地课以负担内。

审阅教育部、省级人大常委会有关有偿补课禁令的规定，虽然各自措辞有异，表述详略不等，对于有偿补课禁令是否禁止英语教师给学生有偿补习英语之外的其他课程、在职教师给非本班学生提供有偿补习、在职教师在异地提供有偿补习等诸如此类的行为有诸多疑问，同时还使用了情节严重之类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但就明确性审查而言，有偿补课禁令在宽松审查基准之下是不可能违反明确性原则的。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和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遵民均认为有偿补课与教师收入不高或教师待遇偏低存在关联。

然如正文所述，结合《公务员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中小学的公办教师并非是公务员。因此，公务员的纪律绝对不可能适用于民办学校的教师。

由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展开富有实效性的宪法监督，因此，目前我们只能参考和借鉴违宪审查活动开展较好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与方法。高校法学教师在已经拥有一份工作的前提下，还可依法从事兼职律师工作，这足以说明有偿补课禁令需要有更为强有力的理由来对其涉嫌侵犯在职教师劳动权进行正当化。{3}203-204 而有偿补课的有偿已经决定了在职教师从事补课行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获得学生家长所支付的报酬或者各种培训机构所支付的薪金。公务员的这项纪律能否适用于在职教师呢？非常显明的是，不能适用。家长送子女补课一般也不大可能去补习幼儿园老师所擅长的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在就《规定》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言：《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就学校的办学行为、收费规范及教师的职业道德、岗位职责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偿补课显然与上述要求背道而驰，必须予以禁止。

比例原则一般包含妥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性三项子要求，其各自的具体含义为：妥当性原则系指一个法律(或公权力措施)的手段可达到目的之谓也。个别立法在此——有别于一般的刑法——通常也没有必要。

而如上所论，我国律师法并未禁止高校法学教师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然而在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否则，在职教师不遵守违法、违宪的规章制度，是不能受到任何处分或其他不利性法律后果的。所以，规定律师任务与义务之关系的联邦律师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概括条款，对名誉法院所行使的处罚而言，乃一充分明确的基础。

然由于有偿补课禁令涉嫌侵犯的是财产权、劳动权之类的经济、社会权利，即使涉嫌平等权，也并未涉及种族、国籍、性别等嫌疑归类，因此，在审查标准的选择上，参考美国的宪法判例和德国的做法，应选择宽松的审查基准如美国式的合理审查基准或德国式的明显性审查密度。必要性原则是指在前妥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之方式中，必须选择予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能够作为推定依据的首先是第28条第1款有关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规定和第30条第1款教师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的规定。

[6]如江西省教育厅制定出台的《江西省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十项规定》第一项即规定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13]《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6条：依法不具有规章制定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参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执行。

因为那是一种牵涉职业成员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从他们所担任的任务产生，因此对他们自身而言，通常轻易便可看出。参见欧爱民：《法律明确性原则宪法适用的技术方案》，《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

反之，即使是在对特定事项加以规制的国家法令与条例并存的情况下，如果后者的意图，是基于与前者不同的目的而对该事项加以规制的，那么适用起来时，对前者规定所谋求的目的与效果，不会产生任何妨碍。{8}而《办法》在其第1条有关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的规定中亦列举了如下上位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以下简称《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

然如上所述，忠诚规定很难作为推定依据，而至于为人师表，如根据2008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五项的规定，自觉抵制有偿家教是为人师表的一项基本要求，但须注意的是，为人师表仅是提倡在职教师自觉抵制，是一项道德要求，即使有所违反，也只能受到舆论谴责，而不能成为在职教师受到开除等处分的法律依据。{16}在升学率仍是学校命脉、分数仍是升学的硬杠杆下，家长的需求、校方的默许都使得有偿补课难以根除。{14}据此，有偿补课禁令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就必须做到：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有助于实现该禁令所要实现的立法目的，且是在众多同样有效的手段中对在职教师合法权益影响最小的措施。然为学者所肯认的事实是，教师收入不高是导致有偿补课难禁的原因之一。

于此，笔者欲借鉴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所归纳概括的基本权利限制合宪性审查的三阶模式来分析有偿补课禁令的合宪性。文章来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而无论是过少包含还是过多包含都是有违平等原则的嫌疑归类：前者是指相对于法律目的(如取消公共危害)而言，所有被包括在归类之内的人都带有危害，但其他也带有危害的人却未被包括在归类之内。[11]早有论者提出，现行《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对有偿补课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这是个有待明确的问题。

不得动员、组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参见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以下。